吴佩孚和他直系大军，由于是北伐战争的对立面，特别是1923年发生的镇压“二七”罢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一副杀人恶魔的嘴脸。事实上，吴佩孚是最有骨气和气节的中国军人。1924年，他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照片下的说明文是“General Wu”，可见他在国内外的影响。
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其10岁的长孙吴运乾在场，亲眼见祖父被日本人杀害。 1939年12月4日下午3时，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大汉奸齐燮元和符定一，以及若干护士卫队，驱车来到吴佩孚的家。下午4时许，日本医生石田不顾家人及部属的阻拦，借口为吴佩孚治牙病，强行为吴佩孚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吴运乾说：“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
吴佩孚的死讯传开，就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亲发唁电吊丧，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正气长存”、“大义炳耀” 并千里迢迢为吴佩孚送了八个大字的挽辞：“乾坤正气、宇宙完人”。国民党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和政府所属各部部长，无一不发唁电，称吴佩孚“治军严肃，持己俭约”，“大节凛然，数年如一日”，“足为我国军人之模范” “可谓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型” 等等。几天后，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和政府分别决议：对吴佩孚“追赠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吴佩孚是我们山东蓬莱人。传吴出生前夜，吴父梦抗倭名将戚继光做客吴家。吴佩孚也在父亲启发下，一生崇拜戚继光，他成为直系的军事统帅之后，特地在洛阳建造了一幢“继光楼”，并亲自题写对联曰：“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
吴佩孚14岁冒充18岁当了兵，刻苦学文习武。1896年，登州府举行院试。吴佩孚以第三名中了秀才。吴佩孚从小受旧式伦理道德教育，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他曾作《戒淫说》，并曾大闹会馆，将男女混杂的戏班演出揽黄。他因此惹怒县太爷，被割了功名，流亡从军。军阀混战中，吴佩孚在曹锟手下步步高升，很快成为曹的得力干将。
在整个军阀混战时期，吴佩孚一直是对内主和，对外主战，他提出“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自勉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此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向日本妥协，并几次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为与日本人斗争的法码，深得国人之心。“五四”运动爆发后，吴佩孚公开支持学生和商人罢课、罢市、罢工。吴佩孚曾自作军歌《满江红"登蓬莱阁歌》勉励将士：“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没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北伐战争中吴领导的直系溃败后，日本政府不安好心地提出请吴佩孚暂时退入日本租界。吴佩孚断然斥道：“堂堂中国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也!”被北伐军打败后，吴佩孚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日本人执意要启用他为己用，先后许以武器、钱财、高官，无一不被吴严辞拒绝。
1932年2月1日晨，吴佩孚乘火车抵北京西直门车站。张学良率领华北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吴佩孚到顺承王府张学良的私邸回访，一见张学良就板起面孔责问：“沈阳事变为何不抵抗?”张学良回答：“有命令。”吴佩孚训斥：“你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么?"张学良无言以对。吴佩孚咄咄逼人：“你怕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国仇家仇不报，真是不忠不孝!”
1939年，汪精卫曾在日本人授意下，约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总司令杉山元公馆会晤。吴佩孚义正严词地告诉汪精卫：“我们是中国人，商量中国事，应该在自己的中国人家中。如果在日本人支持下即言救国，实亡国也。我决不与之同恶共济。”汪精卫在北平白白等了半个多月，吴佩孚始终以不与其见面为荣。汪精卫返上海后，多次致电吴佩孚，力邀吴佩孚参与伪中央政权，“汪主政党，吴掌军事”，吴佩孚拍案骂道：“谁同汪合作，这人就是下贱!”
一个爱国者，尽管他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也都值得人尊重，并且永远值得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