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桩国际大公案。受害国的中国人民及专家、学者以难以计数的人证、物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受难人数约30万人。而施暴国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学者”却矢口抵赖，说南京大屠杀并无其事： 只是日本军人在“进入”南京后一时“军纪败坏”才出现了少数中国人被误杀事故。自1937年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至今的68年，围绕着南京大屠杀问题，以中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为一方，不断揭露和抨击日本军人的暴行；以日本右翼势力为一方，则百般狡辩，对这一暴行予以否认。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更有必要对南京大屠杀问题作出科学、客观、公正的结论。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积二十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行深入思考，终于写成《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澄清》这部40.3万字的巨著，澄清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对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我认为，这是到2005年为止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最有权威、最为客观也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历史科学著作。
南京大屠杀问题争议的核心是： 南京陷落时南京有多少万人口？大屠杀后南京还有多少万人口？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死后尸体处理的情况？正是在这三个大问题上，《澄清》一书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史实，确证南京大屠杀的受难人数高达30万人约数之多。根据1936年4月南京的人口统计，共有197937户，男子611957人，女子407191人，共1019148人。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市共有人口945584人。后一人口统计与前一人口统计相差7.3万余人，属人口正常流动范围。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衅，中国军队反击，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失陷后，日军分兵向南京进攻。这时，国民政府西撤武汉，部分南京市民逃难回家乡或离宁投亲靠友，因此到南京城陷时，南京的常住人口减少了四十多万人，但仍在50万人以上。南京保卫战打响时，敌强我弱；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又“指挥无方，措置失当”（唐生智自责语）；因此，尽管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军队中下级指挥员及士兵们英勇战斗，南京保卫战还是失败了。守城官兵约9万人滞留于南京。此外，还有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先后沦陷地区逃来南京的难民及由前方不断运来南京的伤员约数万人。综合以上三项数字，南京在陷落前夕，“实有常住市民50万以上，滞留守城官兵约9万人，聚集外地难民、伤员数万人，总数在60万人以上”。南京陷落前的这一人口数字，是可靠的，正确的，“使日本侵略军完全有可能在南京这片土地上，进行屠杀30万无辜人民的罪恶表演”。日本右翼分子所谓南京沦陷前一共只有20万市民和5万军人的论断，完全是拙劣的谎言。
再看南京大屠杀后还剩余多少万人口。由国际安全区保护下来的约20万人口；非国际安全区的南京市区及郊区，仅剩下10万多人口。也就是说，南京陷落前的60万人以上的总人口，大屠杀后存活的只有30万人。整整30万人左右的市民和军人被日军惨无人性地屠杀了。
再看被屠杀的30万人的尸体处理情况。孙宅巍又以确切的史料，公布慈善机构共收理尸体19.8万具；市民群体共埋尸4.2万余具；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共２６.１万具。扣除明显重复交叉的一万数千具尸体，总计已达24.6万具。而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15万具，扣除其与处理尸体数字可能重复交叉的部分，“应有数万具尸体被焚尸灭迹”。据此，孙宅巍认定，南京大屠杀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约数“是有充分依据的”。
如果说《澄清》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澄清，得力于孙宅巍掌握了大量的、可靠的史料，“论从史出”，因而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性，那么，他对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则显示了他的整体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孙宅巍不是就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大屠杀，而是把南京大屠杀前的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和规模、南京大屠杀中人民的抗争、南京大屠杀后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后六十几年来人们的回忆，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而后以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观点加以研究，于是，《澄清》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问题有了全新的认知。
孙宅巍认为，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之间有着多重关联。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在攻击南京的战斗中，伤亡约为1万名左右”，因此，保卫战的壮烈进行，必然遭致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报复。而且，滞留南京的中国军人是南京陷落时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屠杀的数万中国军人又是大屠杀遭难同胞三十万人中的一部分。大批中国军人潜入民间，被日军作为屠杀中国的借口。所以，《澄清》是从研究南京保卫战开始的。大屠杀出现在南京，也由多方面复杂因素所决定： 导致侵华日军暴行发生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中国军民的正义反抗；大屠杀发生在南京的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九万名军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和日军强烈的复仇心理、畸型的民族优越感、变态的冷漠、麻木与疯狂的心态有关，和日军“就地征发粮草”的军令有关。“粮食征发”措施，不仅本身即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暴行，而且因此还诱发了其他的一些相关暴行。这一真知灼见，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所在。南京大屠杀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暴行的概念，包括了烧、杀、抢掠，其中性暴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性暴力而被杀的妇女及男子，构成了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中令人瞩目的部分。南京大屠杀期间性暴力的普遍性、野蛮性与官方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屠杀暴行的极端野蛮和残忍，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暴行。以往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某些著作和论文，往往把南京民众写成缺乏反抗精神的，“引颈就戮”的愚民。《澄清》则以新的史料，推倒了这一成见与偏见。《澄清》在《抗争篇》中指出，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不仅充满了中国人民的悲惨灾难，而且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南京军民在城陷时进行了勇敢的巷战，在屠杀中实行了不屈的反抗，在惨案后坚持了不懈的斗争。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使南京人民付出了30万人的生命代价，使南京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工农业生产遭到根本的毁坏；但同时，它又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失道寡助，并告诫炎黄子孙警钟长鸣。南京大屠杀既是“国殇”，又是“国耻”，更是“国仇”。谁忘记了南京大屠杀，谁就是对八年抗日战争的背叛。从六七十年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中看出，英美记者最早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报刊发表了对难民的独家采访，西方人士作出了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国共两党表现出高度的共识，共同对暴行进行了早期的揭露，对残暴的敌人坚持了顽强的抗争，对暴行规模作出了客观的认定。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国民党政权与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记忆的一致性；二是官方与个人、社会记忆的一致性。今天的日本政府必须正视那场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理解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民族感情，予以深刻的反省，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今天的日本民众也应当自觉地同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作斗争，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
从上可见，由于孙宅巍采用了整体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因此，《澄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与思考，开拓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视野，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
贯串《澄清》一书的红线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尽管《澄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思考已经把这一重大课题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但孙宅巍从实际出发，仍然谆谆告诫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同行们以及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学者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必须以史实为根据，立论一定要实事求是。他提出，在认识上还需要勇敢地走出三个误区： 其一是“求精”的误区。例如，有人称草鞋峡一处遇难人数为57418人。也有人将总遇难人数精确定为34万人。如此“求精”，孙宅巍认为不妥，“这样过于精确的人数表述，表面看来是精确了，实际上更增加了实证的难度”。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约30万人，“30万这个数字是约数，又是一定定义上的确数”。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应采取这样的实事求是态度。第二个误区是“求多”，即遇难者的人数追求越来越多的数字，在大陆学术界基本认定死难人数约“30万人”以后，仍不断出现34万人、35万人、43万人等类似的说法。《澄清》明示，死难人数，毕竟受到南京陷落前夕人口总数的制约，“把它估计得过高，便会出现逻辑上的混乱与矛盾”。第三个误区是“求恒”。恒者，不变也。“把在一个时期中各方面较为一致的认定和提法绝对化，不愿意再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允许再有讨论的余地，即是这种求恒心态的表现”。孙宅巍明白无误地说，新的资料还会不断发现，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还会不断深化，所以，不断对已有的结论加以反思和修正，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南京大屠杀“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只要没有找到一份完整的屠杀‘清单’，这个问题就会长期讨论下去”。如何走出“求精”、“求多”、“求恒”的研究误区，进一步提高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水平，必须遵循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
《澄清》的研究成果表明，它一方面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澄清》又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我们希望，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应持续地发展和深化。这样，今后一定会有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著问世！
［陈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编： 210013］
［责任编辑： 虞亚梅］
